2016年5月18号，中美中心有幸邀请到西雅图大学梁侃教授为中心师生作一场题为“从利玛窦到方济各——中梵关系：历史与现状”的讲座。梁侃教授与1987年至1988年曾在中心学习，之后远渡重洋赴美国耶鲁大学，同史景迁教授学习中国现代史，并于1995年起在西雅图大学教授中国史。他还担任过亚洲研究室主任、国际研究项目主任、历史系主任，现任西雅图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其研究兴趣是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和文化史，包括抗日战争史和中外关系史。梁侃教授最近的出版物包括《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重庆，1937-1945》和《南京大屠杀史》。

梁侃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相关的背景和中梵关系的意义。目前中梵关系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两国还存在建交的可能性。中国和梵蒂冈一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教廷，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信众，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梁侃教授看来对世界影响巨大，但这也随之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二者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常化？梁侃教授认为我们需要从中梵关系的历史中来寻找答案。

万历十一年，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是第一位在中国传教的教士，也是第一位学习中国典籍的学者，同时还广教中国名流西方科学。他在传教的过程中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同士大夫阶层广泛交往，以社会精英为主要群体进行传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利玛窦还首先将“God”翻译为中文的“上帝”，而且在传教过程中隐去了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教义。

中国同梵蒂冈关系出现转折起源于明末清初，当时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基督教派也纷纷来到中国传教，但是他们采取传教的方式与耶稣会截然相反，效果也没有耶稣会那么好。1965年－1720年爆发了所谓的“礼仪之争”，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认为耶稣会放任中国儒生拜祖先、拜孔子，而耶稣会认为这些行为同神、鬼、灵无关，不影响教徒对上帝的信仰。因为耶稣会同士大夫阶层关系较好，耶稣会主张让清朝朝廷来裁决。而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不满意裁决结果，写信到梵蒂冈向教皇反映情况。当时的教皇比较年轻，他了解情况后立即派出特使到中国。结果这位特使也十分固执，同康熙皇帝发生了争执，被软禁在澳门。本来只是教会内部的一场冲突，演变成了康熙皇帝和教廷的较量。1720年，康熙皇帝发了一道朱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自此开启了长达200年基督教在中国的被禁锢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认为天主教是帝国主义的代表，国内的教会人士联合成立了三自爱过教会，“三自”就是自治、自养、自传，源自于五四运动之后产生的天主教本土化倾向。这是特定的历史产物，在梁侃教授看来，三自爱过教会是其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

目前中梵关系还主要面临这三大障碍：第一是教廷和台湾的外交关系；第二是教廷可以直接任命主教；第三是现任中国各地的主教问题。目前中国的115位主教中，有8位未经过教皇的认可。此外，还有25位是梵蒂冈任命的“地下主教”。如果想要进一步改善二者关系，梁侃教授认为主要困难就是如何界定梵蒂冈与中国教会的关系以及如何继续坚持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这两个问题。

最后，梁侃教授总结道，从汉代以来，中国形成一种独特的“政住教从”的现象，即，世俗政权总是把宗教事务纳入行政管理之中。如何破解双边关系中的“死结”，需要双方高层高度的政治只会、灵活性和勇于妥协的勇气。

讲座结束后，梁侃教授又就天主教和共产党国家相处的模式，尤其是越南模式等问题同中心师生展开了进一步交流，希望有机会聆听梁侃教授更多的研究成果。

（赵元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