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星期五）下午3点，SAIS南亚研究项目主任Walter Andersen教授在中心C204教室作了题为“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亚洲）的讲座。

 

    Andersen教授首先就pivot一词进行了别开生面地详细分析，指出经济，而非安全原因才是美国采取pivot政策的主导因素。奥巴马总统在任职初期就把向亚洲转移战略重心列为主要的对外政策之一，旨在大力发展美国经济利益。这项新的对外政策与以往的大不相同，例如以前的乔治?布什政府将区域重点放在中东，着眼于恐怖主义，阿以和平进展，和宣扬民主化等问题上。

 

    这项新政策的提出主要基于四点认识：1）亚太地区的迅速崛起将为美国带来极大的经济利益。2）国际政治中心正在转移到亚洲，维持该地区各股力量间的平衡稳定关系以保证美国与该地区国家的贸易往来。3）亚太地区的内部矛盾，特别是中日东海、南海争端，将影响到全球稳定并波及全球经济发展。4）中东已经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的中心，但海湾地区的天然气石油资源、限制核扩散、阿以和平进程等问题仍备受关注。Andersen教授随后深入阐释了这四点认识中的一些关键问题：1）亚太地区的区域划分根据亚洲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2）如今所谓的“战略转移”其实是对之前对亚政策的改进，包括早先与日本建立国际贸易关系，在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建设海军及空军基地；3）因此，所谓的“战略转移”实则是“重新平衡”美国与该地区的关系以保证美国的利益。“战略转移”的重点不在于抑制中国或联合其他国家抑制中国，而旨在提高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促进大国间贸易合作。中国加入WTO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Andersen教授提到，许多中国学者对美国该项新政策持怀疑态度。美国学术界也涌现出大批讨论，其中一个观点受广泛关注——在新兴力量和世界强国之间，如中国和美国，战争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为此可能性做好准备。Andersen教授指出，在主要大国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全面开战会造成大规模破坏，该结果是任何国家都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反而能有效地防止战争的爆发。印度著名安全问题理论家K Subramanyam认为核武器的作用更多的在于产生威慑力而不是产生实质破坏力，因此印度发展核武器能够维系一个更稳定的中印关系。他同时提出一项与美国合作的避险政策，以期达到两个目标：1）降低亚洲区域内的任何力量（如中国）的霸权主义产生；2）深化中美印三国稳定关系。

 

    另一方面，Andersen教授认为美国在亚洲采取针对性安全政策，如避险政策，是合理的行为，这将有效地抑制霸权力量的产生。教授以印度、中国和美国的三边关系为例解释这项避险政策。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不和。1962年中印战争后两国关系较为紧张。随着美国市场向中国开放，印度担心中美将联合巴基斯坦控制印度，阻碍其发展。冷战后世界格局改变，印度因此积极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发展本国经济，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意识到印度在亚洲的影响力，中美双方都开始与印度建立双边关系，战略三角由此形成。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05年布什总统促成的印度核协议，并免除其违反1970年签署的不扩张协议的处罚。出于与印度和美国关系的维系，中国也持赞同态度。通过核协议，印度正式成为核武装力量国家，提高了它在亚洲的地位，增强了它平衡亚洲各国实力的筹码。近年来，中美两国都致力于加深该三角战略关系，比如两国高层领导的相互访问，美国为印度在联合国争取席位，中国搁置争端，加强与印度的贸易投资往来等。

 

    最后，Andersen教授总结道，美国在亚洲外交政策意义的重要性由高到低主要包括：1）平衡各国力量，防止霸权主义产生；2）促进地区共同利益的发展，如环境水资源，污染，核问题，边界问题等；3）促进亚洲主要大国如中国和印度的国际贸易体系，如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由此可见，战略转移的重点在于提高新兴大国的贸易发展而非遏制中国。

 

    在之后的提问环节，现场气氛热烈，在场学生与Andersen教授就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持久的探讨，中心教职员工的问题更是将讲座气氛推上新的一轮高潮。Fowler教授问及美国驻日大使更变是否会影响美国对亚洲政策；Miron Mushkat教授讨论了印度驻美大使被捕和搜身事件的影响。Armstrong-Taylor教授则就多边经济体系的发展和TPP问题与Andersen教授进行了互动。

 

 ( 撰稿人：张巍)